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揭秘邓小平建设抗日根据地与敌大打货币金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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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 作者: 2019-06-08 04:59:25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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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时期邓小平经济建设思想是与对敌经济斗争紧密相连的。邓小平指出:“敌后的经济战线,包含了两个不能分离的环节,一是对敌展开经济斗争,一是在根据地展开经济建设。没有对敌斗争,谈不上根据地建设,没有根据地建设,更谈不上对敌斗争。我们各种具体的经济政策,都是照顾了这两

方面而订出的。”(《邓小平文选》第1卷,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,第79页。)这一论断为晋冀鲁豫根据地经济建设指明了方向和出路。同时,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,“今后斗争更加残酷,抗战胜利还要经历一个相当的过程”,因此,他强调“百倍地加强经济建设的领导,应该是今后始终贯彻的方向”。(《邓小平文选》第1卷,第86页。)

一、发展根据地工农业生产

(一)以粮食为主的农业生产。农业是抗日根据地政治稳定、经济发展、文化繁荣、社会安定的基础。农业生产的发展不但为抗日根据地军民提供了最基本的衣食来源,而且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提供着重要的物质支持。

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地处广袤的农村,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生产,意义更为重大。对此,邓小平指出:“谁有了粮食,谁就有了一切。战时粮食普遍缺乏。我们处在农村只能以农业生产为主。敌人在城市最缺乏的是粮食的供给,我们有了粮食,不但军民食用无缺,而且可以掌握住粮食和其他农业副产物去同敌人斗争,并能换得一切必需的东西。”(《邓小平文选》第1卷,第80页。)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,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各级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农业生产,制定了一系列的农业政策和措施,创建了专门领导农业生产的组织机构,培养和训练了一大批具有农业知识的专业人才。同时,广泛“发动人民的生产热忱,反对懒汉,组织劳动力并实行调剂,改良种子,解决牲畜农具的需要,发动儿童拾粪,号召妇女参加生产,调解租佃关系和主雇关系,以及发动植树、修渠、打井、造水车等事业”,“同时政府每年还举办了数百万元到千万元的低利和无利的贷款”。(《邓小平文选》第1卷,第81页。)由此,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农业生产获得了长足的发展,保证了根据地军需民用。

(二)以手工业为主的工业生产。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处于交通不便的经济落后地区,同时在日伪和国民党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封锁下,面临着严重的财政经济困难。根据地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业生产,工业品更是极端匮乏,连最普通的墨水、铅笔、火柴也必须从敌占区进口。对于此种情况,邓小平有着明确的认识,“手工业的发展还是不够的”,“这里没有外来的洋油、香烟、肥皂和奢侈品”。(《邓小平文选》第1卷,第82页。)

为了解决根据地军民对工业品的需求,摆脱对敌占区、国统区的工业品依附,在邓小平的直接领导下,晋冀鲁豫根据地各级党和政府,创办了大量分散的纺织厂、服装厂、制鞋厂、皮革厂、造纸厂、印刷厂、制药业、小煤窑等。同时,在邓小平的号召下,边区各级党和政府广泛发动组织群众参与手工业生产。以纺织品为例,冀南区差不多每两人一架纺车,每六七人一架织布机。邓小平还率先垂范,身体力行,从繁忙的政务中抽出空闲来纺纱,进一步提高了根据地民众发展手工业的热情。由此,“手工业,特别是家庭纺织业,近年来有了相当的发展”(《邓小平文选》第1卷,第81页。)。邓小平也对手工业的发展感到欣慰,他指出:手工业的发展“现有的成绩已经大大地减少了敌占区货物的输入”,“自制的香烟等已够本区供给有余,且有部分的出品,如布匹、毛巾等棉织物和纸张,能够往外运销。我们所缺少的是食盐和火柴,来源虽并不困难,但现在也正逐渐制造火镰作为火柴的代用品”。(《邓小平文选》第1卷,第82页。)以手工业为主的工业生产的快速发展,与农业和其他行业的发展互为补充,共同促进了晋冀鲁豫根据地的经济发展。

(三)生产奖惩制度与提倡生产节约。为了发展生产,渡过灾荒,1943年9月21日,晋冀鲁豫边区和一二九师联合召开了全边区生产动员大会,邓小平亲自主持会议。他在会议上作了《努力生产,渡过困难,迎接胜利》的报告,具体阐释了开展大生产运动的重大意义和作用,同时提出了制定“奖勤罚懒”赏罚制度的建议,要求边区各地为促进生产发展,反对贪污浪费,提倡节约,努力生产。他指出:“必须建立赏罚制度,在《命令》中规定,个人生产模范、劳动英雄,给予100元到200元的奖金。有些同志说,这是否过高了?我说不高。这是由于其劳动所获得的,又不是贪污所得,是应该的。对于懒惰不积极的,要给予处分。懒惰,生产不好的单位必须自己吃苦。否则,赏罚不明,就不能将一项工作做好。”随后,《新华(太行版)》转载了邓小平这份报告的摘要,并将奖金额度提高为“200元到300元”。(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《回忆邓小平》(下),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,第57页。)

1944年4月1日,为了提倡劳动与节约,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下,由滕代远、杨立三制定的《总部伙食单位生产节约方案》(即《滕杨方案》)予以公布。《滕杨方案》以毛泽东和李富春提出的“公私兼顾”、“先公后私”、“公私两利”原则为基础,进一步批判了经济战线上“一切归公”、“反对私有”的错误观点;提倡劳动,奖励劳动,只要是劳动所得,本人就有权享用,生产越多,所得也就越多;提倡节约,奖励节约;提倡私人积蓄。这个方案还指出,在生产中公私兼顾使集体和个人通过生产节约都能增加收入,从而进一步确定了集体单位和个人生产节约、奖励分红原则。方案规定参加集体生产和节约所得以“二八分红”(公八私二)的分配原则,个人利用业余时间从事手工业生产的70%归己。个人采集野菜,饲养鸡、兔、蚕、蜂“全归自得”。(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《回忆邓小平》(下),第58页。)《滕杨方案》的公布,进一步推动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。

邓小平关于奖勤罚懒的生产奖惩制度与提倡生产节约的思想,得到了晋冀鲁豫根据地广大党政军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,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与主动性,对克服敌伪的经济封锁,战胜自然灾害,改善军民生活,提高部队的装备和战斗力,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。

(四)加强经济人才队伍建设。经济人才是经济建设和对敌经济斗争的助推力,是抗日根据地推进经济建设各项事业的第一资源和重要动力。经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,十分复杂,有不同于其他事业的一般规律。这样,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就需要有一支精通经济工作的人才队伍,来贯彻落实党在经济战线上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,发挥模范带头作用。对此,邓小平指出:必须“将大批的得力干部分配到经济战线上去,帮助他们积累经验,才能使经济建设获得保障”(《邓小平文选》第1卷,第86页。)。通过培养与锻炼经济人才,让其投身于经济实践和经济斗争之中,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培养了一大批经济本领过强、业务素质过硬的经济人才,造就了一支具有丰富经验的经济人才队伍。他们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各条经济战线上发挥着重要作用,为根据地财政经济的健康发展,有效地实施对敌经济斗争,贡献了自己的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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